《上海商会与 1930年代的改良中式簿记运动 》节选 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浙江学刊 2010年02期 近代西式簿记引入中国后,在政府、银行及铁路方面应用较速,在工商业会计方面则较为滞后。究其原因,固有 “轻视会计之旧观念”,缺乏“参加改良会计专门家”更是重要原因。无论是西式簿记法,还是改良中式簿记,均需有专业会计人才及成熟的改良方案。据实而论,在民国初年及至一战前后,民族工商业处于大发展时期,在管理方面也引入西方之合理化改革,会计制度自是改进对象。1918年,北京政府颁发《会计师暂行条例》,建立职业会计师制度,打开民间会计之发展契机。采用新式簿记,改革旧式会计大致成为会计界之共识。有论者将会计改革与 实业救国相联系。 ...... 在是否需要改革旧式簿记的问题上,会计界及工商界并无歧异,但对沿承旧式簿记已久的来说,在应用上有实际困难。 政府也在推动民间工商企业采用新式簿记。 1922年9月15日农商部商会:公司帐簿组织及其记载之方法与公司业务之成败关系至钜,新式簿记记载精密明了,计算确切迅捷,既便登记,复易检查,用于大规模之营业,最为合宜。现在国内各银行,虽渐已采用,而各项公司,仍多沿用旧式。长此以往,不但于表彰信用,发表事业上多所窒碍,即如编制表册报告,与一切会计整理各手续,亦多有不便之处。”缘此,农商部“要求上海商会劝导各公司,速行采用新式簿记,使昭确实而”。上海总商会发函各同业公会,倡导新式簿记,“改用新式簿记,利益,诚如部令”,但并未简单要求一蹴而就。上海总商会提出两条困难:“一则各商店原有店员未必尽谙新式簿记,而另行延聘又虚多薪金,一则新式簿记纸笔墨水,取给于舶来,此项支出较之旧日不啻倍蓰。”在会计人才及账簿成本方面,显然新式簿记代价更高。总商会因此发函要求同业公会与会员商议酌定办理。事实上,人才与成本的问题也是后来改革派与改 论争的焦点之一。 此处所指新式簿记显指西式簿记。西式簿记在学术上优势明显, “帐户有系统之分类”、“帐簿有连贯之组织”、“账簿有一定之格式”、“帐簿有一定之准绳与共守之规则”,重借贷平衡,便查核对账。不少新式企业在设立之时便采西式簿记,但也有大量在应用中面临人才不足及成本过高的困境。严格说来,西式簿记与改良簿记均属会计学中的新学,其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是“新建”还是“改建”。前者适于新办企业,后者适于既存事业。行西式簿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改良中式簿记则摸索之中。当时刚刚兴起的职业会计师多是习西式簿记出身。近 代中国第一位职业会计师系留学日本,曾任大清银行总司账及交通银行总会计。亦是留学美国,后独立开办会计师事务所。改良中式簿记的主旗手对中国传统帐簿优劣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 1918年至1921年间,他任上海银行公会所办《银行周报》总编辑时,周报专辟研究专栏,讨论改良之事。1921年,他领取会计师执照,创办了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从事企业注册、税务代办、帐目核查及账法设计等业务。他曾自述,初“以为中国帐簿,颠倒紊乱,支离破碎,毫无研究之价值”,主张放弃中式簿记。1926年前后, 尝调查中国簿记及帐法, “对中国簿记之观念,为之一变,承认其尚有秩序的组织与一贯的帐法,较之单式簿记,确为进步。”同时感觉其通用之广、历史之深,“以为决难完全废弃,但其缺点甚多,非加以改良不可”。因此,乃专注簿记之设计。 ...... 在实践过程中,关中式簿记的方案已基本成熟。 1927年,中国经济学社请其演讲于上海市总商会,议题即为改良中国会计问题。同年,上海会计师公会受全国商会联合会之嘱,特设改良簿记委员会,复被公推为委员。1928年,上海市农工商局也聘请为改良簿记委员会委员。1928年,撰文《改良中国会计问题》,认为中式簿记具有古代“四柱结算法”原理的优点,应用“改良簿记”。1929年,实业部为筹划改良簿记事,函聘担任其事。但是否推行西式簿记,废弃中式簿记,各方主张未能一致,故尚未有具 体办法。 西式簿记此时在中国也取得重要进展。改革派主将于 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翌年,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主任等职。1927年,他创办了会计事务所,后改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并编译出版会计丛书和创办会计学校。西式簿记挟西学之优,在应用方面较少观念上的阻碍。在政府方面,也极为看重以西式法来改革官厅簿记。1930年12月,任国民政府主计处筹委会委员,1931年还一度任主计处主计官。以立信为中心,也聚集一批倡导西式簿记的职业会计师。 等主张废除中式簿记,西式簿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拓展亦颇有成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事实上成为会计学界改革派与改的中心。 无论改良或者改革派,都是职业会计师的主体,共处于上海会计师公会之中,在职业制度及执业市场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在诸多方面均能保持良好合作。不过,在会计学术方面,两派均坚持自身的知识体系。这实际上反映当时在会计应用方面的实情,改革与改良均能适应相应的市场需求,至于孰胜孰汰,则视乎社会之接受程度而定。这与西医对中医的挑战极其类似,政府强制规定用谁并不能解决实际中的分歧。上海商会着眼于人才及成本的考虑,将改良中式簿记作为团体支持的对象,也并不表明它是否定西式簿记。较之西式簿记的学术优势,改良中式簿记首先回答的是能否改良及如的问题。无论是从新式簿记的观念普及,还是会计制度的选择,都需要有一场簿记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