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短文，回答下列五道题。 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潮，小的波澜总得跟着主潮的方向推进，跟不上的只好留在港汉里干死。战国秦汉时代的主潮是散文。一部分诗服从了时代的意志，散文化了，便成就了“楚辞”和初期的，这些都是时代的光荣。另一部分诗，如《郊祀歌》、《安世房中歌》、“讽谏诗”之类，跟不上潮流，便成了港汊中的泥淖。 明代的主潮是小说，《先妣事略》、《葬志》和《项脊轩志》的作者，采取了小说的以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态度和刻画景物的技巧，总算沾上了时代潮流的，所以是散文家中唯一顶天立地的人物。其他同时代的散文家，依照各人小说化的程度，也多多少少有些成就，至于诗人们只忙于复古，没有理会时代，无疑被未来的时代忘掉。以上两个历史的教训，是值得我们的新诗人牢牢记住的。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了手(指印度、波斯、希腊的文化传统发生了变化)，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化更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也是我们能否继续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验 (摘自《文学的历史动向》) 作者认为是“散文家中唯一顶天立地的人物”，其主要原因是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