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盗用他人姓名的闹剧 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出台政策，60年代上山下乡、支边的原籍上海知识青年子女可以有一名返沪读书、迁入户口。 上海知识青年允丰1964年到新疆工作，他的女儿佐民属该政策调整范围。允丰为此事四处奔波，但办理迁移手续需要大笔费用，而在上海的姑妈却不愿意充当佐民的监护人。女儿返沪之事让允丰一家一筹莫展。这时，允丰插队时的老朋友，已退休回到上海的知青主动上门，表示愿意担当佐民包括教育、保护和生活照料等在内的监护人的责任，为佐民办理返沪就读入户的事宜。 允丰与在同一单位共事30多年，对十分信任，就将所需资料交给，委托其办理女儿的返沪手续。然而一晃六年过去了，此事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2002年年初，允丰的同事看望他，谈起佐民返沪之事，托回到上海后与联系，询问佐民返沪手续的办理情况。不久，从上海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佐民返沪手续早在1997年5月就已办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佐民火速赶到上海了解真相。 在上海警署的户籍资料中，果然有“佐民”的资料，旁边的照片却是的女儿。原来，当年采取“掉包计”，用的照片和佐民的证件在上海申报了户籍。从此变成了“佐民”，参加工作，结婚生子，登记住房，领取各项社会福利。 自己的姓名被别人冒用了整整六年!佐民愤怒不已，将冒名者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的丈夫)三名被告立即停止对其姓名权、名誉权的侵害，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2002年4月18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离奇的姓名纠纷案。 在庭审中，被告承认其侵犯了原告佐民的姓名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认为，这是在原告父亲允丰的认同下发生的。说，以前两家关系一直不错。一次允丰工伤，戴的丈夫是医生，对允丰全力抢救，允 丰很感激，总说要报答。一天，允丰主动找到，称他家经济困难，上海的妹妹不肯做监护人，因此女儿(即佐民)无法返沪，愿意让戴的小女儿项替回上海，算是对先前之事的回报。说允丰是这件事的知情人，应该追加允丰为被告。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对原告的父亲允丰提出的指控不能成立，同时追加其为被告的请求也予以驳回。第一，被告无法拿出足够的人证、物证来证明其与允丰之间有过让假冒佐民顶替其返沪入户的协议，并给过其两万元“好处费”的事实存在；第二，本案为普通共同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告申请追加被告，须听取原告的意见。被告证据不足，原告又不同意追加被告，故被告的申请只能被驳回。 法院第二次开庭时，原被告双方代理人就被告的行为是否对原告的姓名权、名誉权构成侵害，是否对原告的精神造成了损失，是否应该对原告作出赔偿，赔偿金额多少为宜等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辩论。 法院认为；本案系姓名权纠纷案，姓名公民的人格权利之一，佐民具有专有性，只有权利人本人享有和使用。依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法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应立即停止对原告佐民姓名权的侵害，消除影响，并协助原告佐民及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被告、应赔偿原告佐民精神损失费2．5万元。 重新将名字变更回“”，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姓名变更、婚姻证明作废、户口作废、房产证作废、实名制存折作废、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作废……上海户籍取消，今后的生活、工作、子女户籍等是在上海还是新疆都需要重新办理，结果如何却难以预料。各种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让痛苦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