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陆路与水路的开通,第一次促成了中国文明与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文明的联系。东西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发生,相互的了解日益增长。中国的《史记 ·大》、《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对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国家也有不少记载。其中关于安息和()的记载,至今还是了解这些国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印度《政事论》提到中国(),只知丝绸出于此。《史记》、《汉书》提到印度(身毒),也未能有更多内容。《后汉书》则说到印度(天竺)与、大秦的关系,还说到了那里的风俗、物产和佛教。可见,、父子以后,中国对于印度的了解大有增加。西方文献提到中国,始于罗马帝国时期。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4—21)的《地理学》说到赛里斯(Seres,指中国),而无具体内容。老普林尼(GaiusPlinytheElder,23—79)的《自然史》则说到赛里斯产丝绸,运销至罗马。不过,老普林尼说赛里斯“红发碧眼”,所指显然是中国西域人而非内地人。他对汉的内地了解甚少。托勒密(ClaudiusPtolemaeus,活动于公元121年至151年间)的《地理学》,则根据商人旅行经历断言,亚洲最东部为(Sinae)和赛里斯,而更在赛里斯以东。学者或以为赛里斯指中国新疆,指中国内地;或以为自陆而至者称中国为赛里斯,由海路而至者称中国为1。可见,至公元二世纪前期,罗马帝国的人对中国内地或东南方已有所了解。中国的《史记》说到,《汉书》说到犁靬,皆指罗马,而语焉不详。《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大秦国(又名犁靬或海西国,亦即罗马),大要说:该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小国役属者数十”,这反映大国;又“其无有常人,皆贤者”,这反映罗马共和制之遗风;又“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反映当时中国人认为与自己相当的文明民族;此外还记载了罗马物产以及与他国贸易情况。这些材料皆据所记。可见,在公元二世纪初,大体与托勒密同时,中国人对罗马的了解已相当具体、准确,其程度与托勒密对中国的了解在伯仲之间,或稍过之。总而言之,到公元二世纪,中国与罗马已清楚地了解到对在了。 -------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乙编·综述·第九章·秦汉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第二节“秦汉时期东西方联系的形成”》 第464-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