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仅体现于显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根植于隐性的思维模式中。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得如此绵长,在很大程度上将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方法论和辩证法原则,得中国人思考问题的解决问题的路径。辩证矛盾思维即是其中之一。 辩证矛盾思维特别注重时间性。既然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运动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时间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必须是参与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辩证思维特别看重“时机”,追求“”。 “”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蒙”卦的《条传》:“蒙,享。以行,也。”意思是说,蒙卦表示希望通,所以,以通来行事,是符合“蒙”这个时机的。可见,所谓“”,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中而非时,不谓之中。同样,时而不中,更不谓之中了。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韩国的国君准备修建一个,但他的谋士臼却奉劝他不要这么做。臼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个,恐怕你还等不到这个修建完,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国君在自己家修建一个高一点的门楼,搞得气派一些,有错吗?没有错。当年我们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肯定没有问题。可是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我国元气大伤,你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修建,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造免了。”结果,没有听臼的劝告,而臼的预言也应验了,还没有修好,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非常深刻。正如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意思是说,我所说的时间,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参与到事情当中来的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件事情,效果会很好;在不合适的时做同一件事情,往往会很糟。这正是“举事而不时,而功不成”的道理。 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对时间非常敏感,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而动,顺势而行。 《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学者在注释“”说:“无,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即是指,“中庸”,是因“时”而“中”的,并非骑墙、折中,更不是简单、僵化的“中间地带”。但是,“”又是难!因为它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抓住它,然后照本宣科地去实践。所以,《中庸》中才有“极道中庸”的说法。当向讨教什么是“仁”的时候,说:“仁者,其言也讱。”意思是说,要想说出什么是“仁”,无异于在刀刃上行走,太艰难了。但是,认识到这种困难并不是坏事,因为你一旦明白了“”的艰难,就会有一种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又会让你在行为中谨小、如履薄冰,顺势,减少犯错。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 问题: (1)辩证矛盾思维为何特别注重时间性?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4分) (2)追求“”,对个体而言有何价值和作用?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