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北京通州期末)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选文一] 铃声,对于一个做惯了教员的,有时很好听,有时很不悦耳。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的功课或该发的试卷准备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也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那个管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像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口里颤起来。 铃声响了,他迷迷糊糊地往外走,脚好像踩在棉花上。他似乎不晓得往哪里走呢。凭着几年的习惯,他的脚把他领到讲堂上去。低着头,他进了讲堂。屋里极静,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上了讲台,把颤动着的右手放在讲桌上,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地竖直了背,扬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像是石头刻的,一点辣味儿堵住他的嗓子,咳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 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地教书,而不是到战场上去呢?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 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持着他的身体,极力开口,但他的声音好像一根鱼刺似的横在了喉中。张了几次嘴,他并没说出话来。他希望学生们问他点什么。可是,学生们没有任何动作,除了有几个年纪大的把泪在脸上流成很长很亮的道子,没有人出声。城亡了,民族的春花也都变成了木头。 糊里糊涂地,他从嗓子里挤出两句话来:“明天上课。今天,今天,不上了!”他也很想说,好使他们或者能够得着一点点的安慰。可是,他说不出来。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来的!狠了狠心,他走下了讲台。大家的眼失望地追着他。极快地,他走到了屋门,他听到屋中有人叹气。他迈门槛,没迈利落,几乎绊了一跤。屋里开始有人活动,声音很微弱,像是偷手偷脚的那样起立和往外走呢。他长叹了一口气,没再到休息室去,没等和别的班的学生会面,他一气跑回家中,像有个什么鬼追着似的。 (选自老舍《四世同堂》,有删改) [选文二]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便立刻停课,并且立即将学校关闭。”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不停地在按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也显得十分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画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选自《最后一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