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国近代一些名人关于中医药学的一些观点摘录,请阅读后完成作业。 1. ( 1821~1907年),字荫甫,号,湖州府德清人。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他在1879年发表《废医论》,全文共分本义篇、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证古篇、去疾篇等七个篇章,七千。 在 “本义篇”中以《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世人渐“重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否矣”。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废”,那么“医不可废乎?......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2. ( 1869~1936年),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清末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医学家,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医学等,著述甚丰。 他在1926年所写的《论五脏腑五行无定说》中指出:“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脏,无不相孳乳,亦无不相贼害者。晚世庸医藉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接着,他又在《中国医药问题序》中进一步说:“自《素问》《难经》以五行内统五脏,外贯百病,其说多附会。”他在给上海国医学院院刊提名并拟定声明指出:“本刊内容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他还说:“近世多信远西医术,以为诬,如其征效,则反胜,然而寻责病因,辞穷以五行为解,诬说,所不道也”。 3. ( 1879~1954年),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在医药卫生界的地位比较特殊,解放前和解放后均担任过政府的卫生要员。 1916年,从日本毕业回国后,开始了他向中医开刀的“医学革命生涯”。1917年,在《学艺》第2卷第5号上发表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一文中批判到:“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话都是谎话,是绝对不合事实的,没有凭据的”,但同时,他又承认:“中国的药品确是有用的。”这是他站在西医角度对中医理论“捅的”第一刀,不过在此时他还没有将中医彻底否定,毕竟还是承认了中药的效果。这虽然谈不上是什么新论,只能说明的老师有了一个“海龟粉丝”。 1917年,在日本时写的《商兑》小册子出版了。他在该书中全面批判和否定了中医:中医是一门“不科学的玄学”,“之渊源,实在诬祝”。他进一步分析到:“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因此,“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 4. ( 1854~1921年),字几道,晚号老人。福建福州人。特赐文科进士出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 认为中医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风水、星象算命一类的方术,认为中医药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 1905年在他所译《穆勒名学》的按语中说:“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他还说过,中国与西方观念上最相背的是,“中之人好古而忽今,人力今以胜古”。据说,他对中医提出异意,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中医缺乏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 191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逐渐成熟,开始进行自身反省,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特性”就会“如鱼之离处空......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5. ( 1873~1929年),字,一字任甫,号、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1926年3月,因患血尿不愈在北京协和医院动手术,由疗事故错切了右肾,自己也记录到:“割掉的右肾,并没有丝毫病态”,由此引起社会上许多议论,北京有好几家报纸责难协和医院。尽管他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不过,极有戏剧性的是,7月5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颇有增剧之像,不得已拟试服用中药矣”。后来他找到了中医诊治,感觉服了中药以后好多了。1927年4月,他再到协和医院检查证实,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也基本正常。 -- 摘自《第三只眼看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