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北大: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 民国刚一成立,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先生。一九一七年,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告知: “我在上海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让没有想到的是, 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 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 “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总不敢冒昧承当。又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他便应承下来。 那时,年仅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后来,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 “七年之间从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另一方面,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之、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是一名典型的 “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在这个意义上,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根本不必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和繁琐的实现。无论是文科学长还是、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看重的是真才实学。 遇到了老北大,遇到了北大的黄金时代,这是他的幸运。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它还会重新出现吗?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热爱北大的人士来面对。 节选自《与老北大: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 2006年06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