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间中国印 沙 “印”,别称玺、节、宝、章、记、信、押、戳、图章、关防和篆刻等。中国的“印文化”,发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且历经数千年不曾中断。“印”,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印文化源远流长。最早的实物见于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等,如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拍,这是一种在陶坯上抑印纹饰和标识的器具,这一文化征象或早于文字。因天赋的功能,“印”很快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商务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主角。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亚罗示”、“翼子”和“奇字”玺等实物看,当时的玺印形制已经相当成熟。中国古籍对“印”的诠释为:“印,信也”、“执政所持信也”和“王者信也”等。较早的文字记载有《春秋运》:“,图,中有玺者,‘天王’。”《春秋合诚图》:“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图授,图以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逸周书·篇》:“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以上文字虽无实物可据,有可能是春秋战国甚或秦汉之后人所编,却间接反映了春秋战国之后,“印”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作为法统凭信的特殊功用,是其他凭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法器。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为儒、释、道和帝王文化四大体系,那么帝王文化影响最大,乃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秦王朝统一后,“玺印”也“正式”被选定为帝王文化的物化精髓和表征,成为极权制度的管理工具。 秦王朝虽二世而亡,然其所奠定的玺印体制,已成为中国官僚政体与社稷存废的象征。御玺的转递也成为皇权禅让的标志。 随着纸的发明,魏晋之后中国的文字载体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竹木简牍逐渐被纸所取代,用印方式及规制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至隋唐完成了印史上的一次大转变,官员任命逐渐和职官印相分离,官署公章替代了职官印,印章使用以钤取代封泥。 六朝时印章始与书画结缘,并很快成其构成的点睛元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即多有记述。而世民自书“贞观”印,唐玄宗隆基自书“开元”印等,更开鉴赏用印之时尚。官僚和文人雅士纷纷仿效,文人斋室、书简往来、年号、别号、门族以及抒情寄意和祈福辟邪等闲章形态和功用逐渐兴盛。北宋时收藏、研究和金石文字的风气十分盛行,出现了诸多的印谱专著如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和的《印章图谱》等。明清以降,众多的文人书画家,以等软质材料取代金、银、铜、玉等硬质材料,且直接参与刻制,扩大了印章的文化内涵和个性风貌,涌现出诸多的篆刻大师和流派。中国“印文化”的发展进入新领域,文人篆刻逐渐成为印章发展的主流,并成为一项专门的学术体系--印学(亦称篆刻学)。 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文化艺术品质,渐成文人书斋不可或缺的物件。因其便于携带,可随时把玩自怡,而日见受宠。看似小道的篆刻,深邃,既兼书法、绘画和雕刻诸技艺,且蕴含丰富的文学、哲学、历史和文字学等信息,渗透着篆刻家对社会与自然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索。 下列对于中国印的作用说明不正确的一项是( )